14日去stockholm的飞机在伦敦晚了半小时，原定晚上10点和老K见面讨论明天的会议，结果晚上11点才到Sheraton Hotel。抵达之后，也无暇享受酒店的各项高档服务，直接到lobby找到老K，赶紧商讨明天的事项。15日会议的第一个讲话人是中国来的部长，这种中---英的高技术同传自然是全部由老K包揽。部长发言之后，第二个讲话人是英--中，自然就是我出马了。老K说同传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，第一次里最重要的就是前5分钟，只要这5分钟搞得定，就死不了。所以就算我有听不懂，不确定的地方，我也都死命的跟住讲话人的速度，总算是撑下来了。后面的几个讲话人就感觉越做越好了，最后老K特意让我做了比较长的一段同传（一般是20分钟换人做），他说我也可以应付。当天做的比较不好的就是数字的部分，还有一些很搞笑的中文，比如‘五味陈杂’‘蜡烛两头烧’。老K反问说这两个中文的英语单词是什么，把我问的哑口无言。另外非常雷人的地方就是我把自己的粉红色大闹钟带进同传箱了，不止K，就连旁边法----德的口译员眼睛都看直了～～～可是这样真的比较方便看时间嘛。会后对比一下我和老K的桌子就能看出菜鸟与老油条的差别了我的桌子：眼镜，化妆包，相机，闹钟，资料。K的桌子：好干净！！

这张是我最喜欢的照片。

当天下午六点回到伦敦后又马不停蹄赶去牛津做另外两场同传，当晚火车居然还给我坏掉，又是夜里11点才到住的地方。和喜来登大酒店不同，这次的住宿是B&B的风格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走温馨派路线的，这是外部结构，内部结构，床有些窄，其余一切很好。下榻和开会的场所是Ditchley Park，是一个相当亲近大自然的庄园，有狂叫的狗，不愿意让路的牛，随时随地出现的蜘蛛等等。我昨天下午在去会场的途中，眼睁睁看着一头牛在我前方慢慢的拉完便便，再慢慢的走开。在它便便的途中，我和他对视了2分钟，就是这头。

周三上午的口译主要是讲中国的政体改革和媒体信息，我非常不幸的做了中--英的同传，which一般是不给菜鸟做的。其实前一晚见到vivian时我就很担心自己会不会轮到翻译中--英，vivian说，这一天迟早要到来，早也死晚也死，不如早死早超生。于是我就抱着大无畏的心态坦坦荡荡的同传中--英了。好不容易轮到的英国讲话人是前副首相，讲话巨快无比，真的是巨快。我翻译完后，一个英国人过来说：“哎呀，你真是不容易，太棒了，他你都能翻译。我自己听他讲话都需要一个翻译把英语翻得慢一点。”唉，妈妈咪呀，反正活着出同传箱了。

晚宴的最后演讲也是我，要做耳语翻译，基本和同传一个性质，而且没有设备。不过，晚宴是很好吃的（想起自己在斯德哥尔摩和K说，我想吃泡面，哎呀呀，真是汗颜）。居然还见到自己的学姐，也是中国政府口译团的中坚力量，伦敦真是太小了。学姐现在负责中国驻英大使馆的全部翻译工作，给我很多鼓励和建议，还说下次布莱尔来使馆就告诉我，让我去给他翻译，但是，老K估计是不会放人的。晚宴的演讲人来头大了，是香港最后一任港督——彭定康先生。记得大一时还背过他的告别香港演说。他的演讲毋庸置疑是精彩的，但是我很难翻译啊。又没有设备，原定的30分钟被延长到1小时。1小时啊！！同传啊！！就我一人。最后，彭定康先生看着我说：“谢谢我们今天的口译员，我知道我说话很快很怪，她今天很辛苦。”听到这，所有的辛苦劳累都灰飞烟灭了。

总体来说这三场同传代表了一个译员生涯会遇见的三种困难：第一次同传；非母语的同传和超时同传。很开心我在这短短两天就都体验到了。虽然对k有众多抱怨，但还是得谢谢他。

好好，继续努力吧。